《香港資訊公開報告2018》中文版上線

《香港資訊公開報告2018》中文版上線

《香港資訊公開報告2018》中文版現已上線。今年的報告調查了韓國、台灣、澳洲、英國和美國的通訊監察法例、運作模式及其資訊公開機制,並與香港的情況作對比研究。

鑑於上述情況的中文資料仍十分有限,卻對華語圈的互聯網從業者、研究人員及網絡治理的關注者皆有參考價值,故報告作者在英文版的基礎上增補背景資料,附上圖片,盡力將一些在英文世界或屬「常識」的概念簡明扼要地向中文讀者解釋。

隨著電子郵件、即時通訊軟件和社交媒體等互聯網應用日益普及,世界各地政府實施監控的手法不再局限於監視和監聽。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一份報告列出的通訊監察(communications surveillance)模式就包括定點通訊監控、大眾通訊監控和通訊數據獲取等。

在香港,《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589章)是規管執法機關實施監控的法例。《條例》制定於2006年,規管對象乃監聽和開拆信件等「截取」行為,及監視等「監察」行為。在最近一次修訂的2016年,有立法會議員和公民團體建議將其規管範圍擴寬至調取網絡用戶資料及已儲存通訊內容的做法,惟當局不予採納。

本報告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通訊監察法例和機制與香港做對比,發現香港現況不甚理想:

一是香港法例落後於時代,對執法部門調取網絡空間個人資料的做法欠缺規管。若是向資訊科技公司索取用戶資料(包括元資料和個人資料),香港執法部門可繞過法庭直接發出要求,而當局也沒有公開發布規範有關執法程序的指引。

二是香港政府在網絡空間通訊監察的透明度不足,無主動定期公開獲取個人資料及已儲存通訊內容的統計數字,亦無向公眾解釋其機制。反觀其他地區,普遍有用簡單易明的語言解釋機制的運作方式。台灣地區和美國則設有專門的網絡平台供民眾查閱有關數據。

報告建議當局就網絡空間的通訊監察行動立法或修訂現行《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以落實《基本法》第30條對香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秘密的保護,並公開有關指引或工作守則,改善統計數據的定期公布機制以提升透明度。

 

《香港資訊公開報告2018》蒐集到的數據

  • 索取用戶資料
  • 從2011至2017年,香港政府平均每年向資訊科技公司提出索取用戶資料要求4,470次,其中2013年的索取次數最高峰,有 5,351次,隨後一直下降至2017年達至最低值3,541次。

  • 有八間國際資訊科技公司(谷歌、雅虎、微軟、蘋果、Facebook、Twitter、Verizon與Line)的透明度報告披露曾經收到香港政府發出的索取用戶資料要求。自2013年以來,該八間公司收到的要求量佔香港政府發出總量的42%,但數量和比例一直呈遞減趨勢:從2013年上半年的1,722次(企業數字佔政府數字的67%)降至2017年上半年的572次(佔32%)。另外,以上公司對要求的執行率平均只有60%。

 

  • 移除網絡內容
  • 從2011至2017年,香港政府平均每年向資訊科技公司提出移除網絡內容的要求355次,其中2013年的要求移除次數最多,有657次,隨後一直降至2016年的最低值194次,2017年略有反彈至336次。

  • 衞生署(含藥物辦公室、中藥事務部、家庭健康服務)提出的移除網絡內容要求的次數最多(佔50%),相關內容主要涉及非法銷售藥物(佔44%)。

 

PDF文檔下載:

香港資訊公開報告2018

報告摘要2018 

英文版報告發布會用演示文檔(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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